生物多样性信用是什么？从广义上讲，生物多样性信用有两种含义。

最初生物多样性信用的产生来源于生物多样性抵消（biodiversity offsets），与碳抵消（carbon offsets）产生碳信用的概念类似，生物多样性信用是用于计算生物多样性抵消项目中的抵消额度的衡量单位，基于与“避免-减少-补偿”减缓层级（mitigation hierarchy）相关的“无净损失（no net loss）”原则，衡量开发和开垦对生物多样性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影响以及生物多样性的预期改善状况^[3][4]。在此基础上，生物多样性信用的收益通常来自于在特定区域内通过管理行动和措施改善提升生物多样性，并将信用出售给建设者或开发商获得经济收益，而开发商通过购买生物多样性信用来抵消其活动造成的生物多样性损失^[5]。

另一种含义区别于生物多样性抵消，因为有观点认为生物多样性信用不应用于抵消的目的^[6]，“信用”与“抵消”不同。 “自然市场”全球工作组（Taskforce on Nature Markets）将生物多样性信用定义为“一种可代表NbS项目所取得的正向生物多样性成果的交易单位”^[7]；世界经济论坛（WEF）则定义为“一种经济工具，通过创建和出售生物多样性单位（biodiversity units），为能够带来净生物多样性收益的措施（如保护或恢复物种及其栖息地等）提供资金”^[8]。因此，生物多样性信用是一种可测量、追踪和交易的单位，用于投资通过特定行动对生物多样性（如物种及其栖息地、生态系统、自然环境）产生正面影响的项目。为了区分这两种含义，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IIED）使用了“biocredits”一词来代替“biodiversity credits” ^[9][10]。国际碳信用认证机构Verra则使用“nature credits” （自然信用）来代替生物多样性信用^[11]。

本文以下所指生物多样性信用为第二种含义。自然信用或生物多样性信用对于项目和企业的优势如下：

图1 | 自然信用的优点^[11]

根据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恢复措施，可将生物多样性信用分为保护或避免生物多样性损失、恢复物种和生态系统、支持现有生态保护行动三种类型^[11]。

图2 | 生物多样性信用类型

生物多样性信用 vs 生物多样性抵消

“抵消” 一词是指对已造成的损害的补偿，而"信用"是在减缓层级之外对自然积极贡献的投资^[11]（见图3）。生物多样性抵消的前提是已经造成了生物多样性损失，是基于“污染者付费”模式的经济手段，目标是实现生物多样性“无净损失”，通常是获得国家批准的开发许可等法律要求的合规工具^[12]。在某些情况下，生物多样性抵消也可自愿实施。

而生物多样性信用通过投资来“正向”引导\推动生物多样性的维护与管理，是企业等实体积极保护自然的投资与行动，并没有法律要求，被视为自愿市场的工具，而不是对造成的损害的补偿^[13][14]，会对生物多样性产生积极的贡献（见表1）。

图3 | 生物多样性抵消和生物多样性信用实现企业对自然向好目标的途径^[15][16]

表1 | 生物多样性抵消项目和生物多样性信用项目的关键属性^[7]

生物多样性信用 vs 碳信用

与生物多样性信用和生物多样性抵消的差异相似，生物多样性信用虽以碳信用为蓝本产生，但它们解决问题的本质不尽相同，碳信用的建立是让排放者对已产生的碳排放的补偿，而生物多样性信用允许企业直接投资对自然产生积极影响的项目，通过恢复或提升全球森林、海洋、草原或其他栖息地的生物多样性，阻止和扭转物种丧失^[17]。

尽管二者在概念上略有差异，然而生物多样性信用这一新兴概念及其市场交易需要以碳为鉴，参考高质量碳信用确立生物多样性信用的原则，健全市场交易制度和机制，确保生物多样性信用的交易能带来生物多样性净增长。

生物多样性信用可以帮助私营和公共部门实现自然向好的经济体系，但前提是应当确保生物多样性增益真实有效、核算明确，并设计完善、包容、公平的治理体系，鼓励多方利益相关方参与，确保项目信息公开透明，加强原住民和当地社区（IPLC）的参与并明确收益分配机制，提供明确的生物多样性与社会经济多重效益，服务于可持续发展目标^[18]。这些都可以从碳信用市场的治理原则与实地工作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表2 | 高质量生物多样性信用的12条原则^[15]

碳信用中使用每吨二氧化碳当量做标准衡量单位，但生物多样性信用衡量的是相互关联性极高又复杂的生态系统^[21]，生物多样性信用该如何定义和量化呢？目前大多数信用采取“一篮子指标”（basket of metrics），基于保护、改善、恢复或建立的物种栖息地面积20，采用空间加时间的量化指标，并将不同的变量汇总为一个指标增加其灵活性，适用于不同的生态系统^[9]。例如，哥伦比亚Terrasos将自愿生物多样性信用的一个交易单位定义为在至少10平方米的面积内，对生物多样性做出30年积极的贡献。然而，确定有效的指标需要深入了解当地生态系统，与IPLC合作就十分必要。

在方法学层面，目前统一的标准还尚为少见。The Wallacea Trust则开发了一种适用于全球所有生态区（ecoregions）的生物多样性信用方法，在全球范围内交易生物多样性信用^[7]。Accounting for Nature则按照原生植被、土壤、动物、淡水和海洋的分类制定了不同的自然核算方法^[22]。Verra的第一版自然信用框架预计于2023年年底发布^[23]。

生物多样性信用可以交易，卖方可以是政府、私人土地所有者、保护组织、项目开发商和企业^[9]，买方往往是愿意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企业、慈善机构和投资方等。尽管生物多样性信用市场的势头不断增长，全球的生物多样性信用交易市场正在兴起，但到目前为止与此相关的交易和投资仍然相对有限。现有的一些交易项目包含了私营部门主导的项目（私营部门或NGO在自愿标准下管理项目）和政府主导的项目（政府在法律或政策下管理项目）。部分项目分布如下：

*一些项目采用第三方独立标准进行核查和认证

图4 | 部分全球生物多样性信用市场倡议分布图^[9]

在全球性的交易市场层面，The Wallacea Trust开发了适用于全球的生物多样性信用方法并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生物多样性信用项目。Verra也即将发布自然信用框架，预计未来将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信用项目进行独立验证。在国家或次国家层面上，项目的设计和管理将是扩大生物多样性信用市场的关键，以增进投资者的信心，促进达成对当地社区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方公平的结果。政府在扩大生物多样性信用市场方面可以扮演两种主要角色：

• 市场管理：由政府主导生物多样性信用项目。
• 市场培育：创造必要条件支持私营部门主导的生物多样性信用项目。

与碳信用交易类似，市场管理员需要执行登记、注册、核查、签发等关键职能来支持初级市场交易。Taskforce on Nature Markets列出的生物多样性信用交易的可能步骤如下：

哥伦比亚ClimateTrade和Terrasos栖息地银行项目

2022年5月，哥伦比亚推出了一种新的生物多样性信用产品，由西班牙气候金融公司ClimateTrade和Terrasos企业共同创建^[24]。Terrasos在哥伦比亚创立了拉丁美洲第一个栖息地银行（habitat bank）——由哥伦比亚环境部注册和监督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第一个发行 "自愿生物多样性信用"（VBCs）的项目是Bosque de Niebla-El Globo栖息地银行，致力于保护安第斯高原的本土物种和濒危物种，如眼镜熊（Tremarctos ornatus）等。该项目的每个VBC售价30美元，相当于保护和/或恢复10平方米的Bosque de Niebla森林30年。Terrasos根据以下四个因素对VBC进行量化^[9]：

1. IUCN生态系统红色名录的风险类别：风险越高，得分越高，范围在1-1.5之间。

2. 保护与恢复：恢复得分（1.5）高于保护得分（1）。

3. 永久性：必须至少运营20年。运营时间为20年时，得分为0.1，运营时间为30年时，得分为1.0。

4. 生态连通性：如果生物多样性的改善没有增加连通性，则该信用得分为 0。随着连通性的增加，该项得分也会增加（连接一个以前未连通的区域 = 1.3，连接两个以前未连通的保护区 = 1.5）。

信用的起始价格由项目的整个生命周期内所有直接和间接成本和费用的净现值以及资本和土地的机会成本确定。投资于生物多样性信用项目可为IPLC带来长期利益，如签订租赁协议和利益共享机制。除经济效益外，Terrasos还制定了整体额外性标准，鼓励在获得生物多样性效益的项目区域之外带来额外效益并防止泄漏，包括非传统的额外性因素，如减少投资障碍、保护当地传统、提高机构能力、加强土地权属、增加技术获取途径等^[9]。ClimateTrade指出，购买VBC是企业回馈自然和确保对自然产生积极影响的一种方式。目前，Terrasos在哥伦比亚三个省经营栖息地银行，截至2022年7月，Terrasos 已售出约 180万美元的自愿性生物多样性信用，也显示出市场确实对生物多样性信用有兴趣。

1. 定价：对比碳市场来看，因为有政府监管的强制性碳市场，自愿碳市场上的交易至少还有一个参考价格。而由于生物多样性信用没有强制性市场，因此定价方法还有待商榷。然而无论如何定价必须透明，并与项目的成本和效益相符合。

   
   

2. “漂绿”争议：跟碳信用一样，生物多样性信用面临是否会变成企业“漂绿”的手段的争议。部分观点认为生物多样性信用和碳信用一样容易质疑其效益的真实性。也有不同的观点认为碳是一种无形资产，其影响可能难以衡量，因此碳的真实性很容易被质疑，生物多样性效益则不同，可以与物种关联，反而其影响更易衡量^[25]。

   
   

3. 监管和治理：自愿碳市场自成立以来就缺乏透明度，这是生物多样性信用市场必须避免的最大错误。一些碳信用项目被诟病会破坏IPLC的权益，而由于生物多样性信用项目涉及不同类型的土地权属，涉及IPLC权益的风险增加。规避风险或将损害降低至最小将比碳信用项目更具挑战，但同时也存在着推动社区发展的新机遇。

   
   

4. 与碳信用的兼容：将生物多样性信用与碳信用捆绑或叠加可以提高碳信用的整体质量，为一些难以获得融资的碳信用项目补充资金来源，并且促进土地的多功能利用，为社区提供可持续的收入来源，实现气候与自然、社会与环境的协同效益^[6][26]。但也有观点认为因为买方可能纯粹对生物多样性信用感兴趣，所以二者虽有重叠但也需要独立存在，并不能简单地捆绑^[27]。因此，生物多样性信用与碳信用需要一种更为系统性的方法更好地将二者协调、整合，而不是造成竞争。

当前环境、社会和治理（ESG）作为一种衡量企业发展潜力和前景的新型投资准则^[28]，越来越受到关注并逐渐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战略，生物多样性信用可成为企业实现ESG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未来，生物多样性信用挑战与机遇并存，急需吸取碳市场的经验教训，以避免重蹈碳市场的覆辙。